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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词典（一）/更新版
作者: 应学俊 | 2008年12月31日 16:32 | 栏目: 重读历史(1160) 点击 | (10)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yingxuejun.blshe.com/post/9777/313933
文 革 词 典 （一）/ 更 新 版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在近百年、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历史事件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的光荣与伟大永载史册，而审视历史的缺陷与罪恶正是为了未来的历史中更少一些这样的缺陷与罪恶……以史为鉴，可知古察今，抑或也能思考和预见未来。
学者鲍鹏山说过：“重读历史是每个时代的义务。每个时代，只有在重读历史时，才能读懂自己，并且在重读历史时，站到新的台阶上。……
留住历史，拒绝遗忘。
本博从今日始，建立《文革词典》专栏，从文革关键词入手，回顾文革过程，重读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学者研究和史料整合，有的本博予以简介，有的则链接相关资源。如有疏漏、错误之处，欢迎提出校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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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词条：1965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年：1、“二月提纲” 2、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 3、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4、“三家村” 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7、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红宝书” 9、宋彬彬（宋要武） 10、卞仲耘之死 11、破“四旧”运动 12、“红卫兵”运动 13、老舍自杀 大量文学艺术家遭批斗
1967年：1、马思聪“叛国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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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11.10.）
1965年11月，在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抨击它影射彭德怀事件，是为庐山会议中被撤职的彭德怀抱不平，但其矛头真正指向的是北京市长彭真及其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江青、姚文元等人此时登上政治舞台。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等人谈话时指出：
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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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
1、“二月提纲” 点击：详情……
视 频：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我的一张大字报》
2、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密谋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纪要》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彪、江青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践。
3、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1966年5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成为为期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为开展文革准备了组织措施。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
4、“三家村”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1966年５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邓拓，1966年5月18日含冤逝世（服毒自尽），终年54岁。吴晗在批斗中遭毒打致死。
点击详情：关于“三家村”
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掀起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压制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派人严厉批评聂元梓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搞乱了中央的部署。
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需要“最高”发话，急忙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有的说是抄件），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于6月1日看到这张大字报后，一方面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要广播，同时又在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批示：
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当晚，新华社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时全国震惊，举世注目。这张大字报像一个火球投入了干柴，引起铺天盖地的燎原大火，烧焦了中国各地一个又一个“反动堡垒”！康生6月2日到北京大学向师生讲演：“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聂元梓8月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泽东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说：毛主席批发一张大字报，“把全国全发动起来了”。
点击：该大字报全文
6、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7、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称“十六条》）
点击这里：收听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录音（另，全文文本）
8、“红宝书” （《毛主席语录》单行本正式发行10.55亿册以上）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小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小小的册子曾风靡全国、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从1964年问世到1979年中宣部通知停止发行，短短的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就有10.55亿多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和许多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其数量之巨大更为惊人！
点击这里：了解详情
9、宋彬彬 （宋要武/ 第一个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女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全中国亿万民众都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现场广播：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现场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两天后，8月20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讲述说：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找到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
宋彬彬写道：“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她怎么能想到：“宋要武”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了红卫兵的一个符号！而她——原名“宋彬彬”的她，真的“要武”了，文革中她有“非同凡响”的表现……
10、卞仲耘之死 （文革中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女教师）
北师大女附中，那是毛泽东、邓小平的不少中央领导的后代在那里读书的地方。卞仲耘时任该校校长。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
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即后来被毛泽东改名为“宋要武”的那个人）。
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就取代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革命”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卞仲耘的“罪状”：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第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由这么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副校长知道。在当时，没有人敢质疑，没有人能辩解。 第二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很多。例如，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等等。
有一张贴在卞仲耘校长卧室门上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充满暴力性。“他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社会上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革命”语汇。
卞仲耘死亡的“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锺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部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当时丈夫王晶尧在悲愤中赶去买了一部相机，为他的妻子卞仲耘拍摄了血迹斑斑的遗照。
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邓榕等人的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更在电视清淡节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亲在文革受到的对待而鸣冤。
卞仲耘的亡灵并未得到真正的告慰：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6年，毛泽东去世，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地否定文革的过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但同时，王晶尧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一个曾因跟人私怨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制造伪证的外校人员，以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裁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资料来源】 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另见：互动百科
11、破“四旧”运动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1966年8月17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在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30万红卫兵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给整个文化界带来的是一场浩劫。按周恩来的说法，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这场风暴中，孔庙被砸、孔子的坟被掘，无数的文物被毁坏。
12、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以数千万人次计，全国为此耗去人民币和财物无法计算！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毛泽东倡导的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人民网)
13、老舍自杀 大量文学艺术家遭批斗
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们砸教室、学校，放火焚烧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有的地区还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
8月23日，在北京成贤街孔庙，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包括文联主席老舍被红卫兵进行挂牌批斗，老舍等人被驱逐在烈火边蒸烤，并施以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围观的“看客”人山人海。红卫兵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投湖自杀。
文学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仅仅是文学、艺术家们灾难的开端，跟着被迫害死的有：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文艺活动家刘芝明、剧作家海默、电影导演蔡楚生、作家杨朔、导演孙维世、作家陈翔鹤、导演郑君里、作家赵树理、肖也牧、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巴人、作家魏金枝、周洁夫、导演焦菊隐、诗人孟超，等等，无以计数……
一九六七年
1、马思聪“叛国投敌”
马思聪——我国著名音乐家、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因不堪忍受文革中人格被极端侮辱、身体遭无法忍受的摧残，终于秘密出逃，经香港逃至美国……一直渴望回到祖国而未获明确答复（因马思聪自己认为1966年他属于“非法”越境，当时被定为“叛国投敌”，所以他希望得到政府明确答复才好回国），1987年马思聪在愁苦与怅惘中病逝于美国，逝世前他一直还在构思着以新疆为主题的音乐作品，他一直认为他的音乐事业应当在中国……2007年，马思聪的骨灰终于回到了祖国，马思聪魂归故里……
点击详情：马思聪文革中所受到的非人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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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视频：马思聪魂归故里 （点击这里：浏览文革词典<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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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本博博文：难道文革不应该彻底否定吗？
呵呵，搜集资料记录历史而已。如果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倒非常欢迎有根有据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