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的博客

依法整顿示范高中：非不能为，乃不欲为

yingxuejun — Thu, 18 March 2010 16:56:03 +0800

各地“示范高中”大多成为急功近利、摧残学生、大搞应试教育的特区（不排除有少数好一些的），酿成的悲剧及相关报道不胜枚举！……现在一些地区开始出重拳整顿示范高中了，教育部以及正在制订的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为何对此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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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整顿示范高中：非不能为，乃不欲为

—— 地方在行动，教育部却沉默？

大多数“示范高中”早已脱离了原来国务院《决定》规定的“实施素质教育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性质，而成为“应试教育示范特区”——而且这已经成为整个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瓶颈。但遗憾的是《纲要规划》的制订起草者们似乎并未对此有所关注，因为仍然称这些大多积极推行应试教育的“示范高中”为“优质高中”,这难道不是教育价值取向的错位？

但有些省和地区还是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的。他们开始了对“示范高中”的整顿，对这些学校中存在的“应试教育”违规办学亮起了黄牌！令人欣慰！——说实话，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们大权在握，岂有管不了的？在那些应试教育猖獗到使学生不堪重负、绝望到跳楼、卧轨的地区，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干什么吃了？真正是“非不能为，乃不欲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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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8日湖北省《楚天都市报》以《湖北省级示范高中提前分科违规补课或被摘牌》报道了湖北省教育厅出重拳整顿示范高中的举措。报道称——

2010年高一开学没多久，部分省级示范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这种违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的行为（曾多次报道），将会受到重罚。在今起实施的《湖北省示范高中管理规定（试行）》中，对此给予明确规定。

省级示范高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直接取消资格：举办复读学校（复读班）的；违反政策规定乱收费的；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学校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教师违反师德规定，体罚、侮辱、亵渎学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在参加考试、竞赛、检查、评估和学生评价等重大活动中，学校弄虚作假或严重渎职的；为享受高考加分或其他优惠政策，在学生民族、户籍、学籍、特长等方面弄虚作假的；在高考报名中弄虚作假，擅自更改学生学籍信息的；违反规定，将学生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

另外，省级示范高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取消资格：招收复读生的；违反规定单独组织招生考试或其它违规招生的；违反规定提前分文理科的；违反规定组织学生节假日集体补课的；学校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和奖罚教师唯一标准的；在职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实行有偿家教或利用职务之便乱编、滥发教辅资料谋取利益的；学生学分认定或综合素质评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得不到改善并持续下降的（省教育厅将定期监测）。

该报道在介绍有关背景时指出：近几年，省级示范高中的生源大战愈演愈烈。某初中校长昨介绍，元月调考后，该区一省级示范高中便将学校前100名的学生名单要走了，“去年，该高中还私底下组织部分初三学生进行了测试，考得好的学生，该校在中考前承诺签约进实验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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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示范高中”大多成为急功近利、摧残学生、大搞应试教育的特区（不排除有少数好一些的），酿成的悲剧及相关报道不胜枚举！一些地方政府视教育应有的价值取向于不顾，为博取“教育政绩”（即本地区高考成绩）对此或视而不见，或给教育部门下达高考升学率指标，客观上加剧“应试教育”，客观上顺理成章地助推“择校热”。

遗憾的是《规划纲要》在论及高中教育的发展时，对“应试教育”问题只有“克服应试教育倾向”一句话，没有丝毫带根本性的措施；把“择校热”仅仅归结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和教育配置不均衡，采取的措也施仅仅是加大教育投入，加快均衡发展，使百姓更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同时，将“优质高中”的招生指标按比例切块分配到区域内的初中。这些措施是舍本逐末的，是片面的，不会收到太大的效果。——还是那篇报道里说得到位：“（湖北）省教育督导办公室主任邴俊英表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主要是择初中学校的优质高中升学率”。——这与笔者在《吃人的“示范高中”与“优质高中” 》的分析是一致的——那么笔者可以说，对“示范高中”择校的趋之若鹜，主要也是择的这些学校的高考升学率，而并非“校”，与什么“优质教育资源”没什么关系。因此，出现“择校热”的主要根源主要并非所谓“优质教育资源”不足，而是客观存在应试教育及其机制没有获得根本的改变，这其中包括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官员、部分校长教师对于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性认识。（点此链接看相关报道）

在国家已经开始启动高考改革、扩大和加强职业教育的前提下，在已经向普及高中教育努力的前提下，首先着手整顿“示范高中”，进而带动所有高中办学行为的规范化，依法治校依法执教，这应当是促进高考改革、冲破应试教育藩篱的破冰之举，足可以牵一发动全身。

事实证明：遏制应试教育，推动办学规范，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非不能为，关键在于是否真想“为”。湖北有所作为了，北京行动了，桂林行动了，安徽、四川及成都也在有所为……《规划纲要》应当有何作为？也许有的地方的“整顿”有虎头蛇尾的现象，但为使“优质高中”名副其实，难道不应当在国家的教育改革文件中对整顿示范高中这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给予肯定和强化？难道仍然无视“示范高中”应试教育现状对整个基础教育的制约作用而将其称为“优质高中”?仍然无视中国近2亿中小学生在应试教育的桎梏下挣扎？对于缓解“择校热”，仍然绕开根本的应试教育问题而舍本逐末地寄希望于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和“优质高中”部分录取指标洒花露水式的“切块”分配到初中？（笔者绝无不需要均衡教育配置的意思，相反，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应当包括高中学校，笔者只是说它是辅助性措施，而非根本）。

最主要的是，《规划纲要》如何定义“优质高中”和“优质教育资源”？如何面对涉及全国的“示范高中”制度和实践中的弊端？这恐怕是首要问题，也是重要的教育价值取向的宣示和澄清。观念一旦错误，其行为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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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相关资讯

北京示范高中违规补课将被“摘牌”（2007年）

湖北省级示范高中提前分科违规补课或被摘牌（2010年）

安徽：办学不规范省示范高中将被摘牌（09年）

四川禁止高中学校宣传升学率学校不听话校长下课（2009年10月）

【相关链接】

应学俊：吃人的“示范高中”与“优质高中”

应学俊：回应：两会代表“会诊”择校热问题（新）

大洋网：示范高中为何会吃人?

凌吟文：如今的“示范高中

应学俊：教育改革要从解决根本问题入手

吃人的“示范高中”与“优质高中”

yingxuejun — Tue, 16 March 2010 12:20:43 +0800

“‘素质教育’示范高中成了杀人机器。这一景象，或许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整个应试教育体系的缩影。”此话缘起河南西峡县第一高中（省示范高中）连续两年发生高中生猝死课堂和因不堪压力而跳楼身亡的事情。但是《规划纲要》却将“示范高中”等称为“优质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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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的“示范高中”与“优质高中”

—— 为制订《规划纲要》建言

“择校热”、乱收费是两会议论的热话题之一。正在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将择校热归结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教育配置不均衡。采取的措施是加大投入和均衡发展，满足人们享受优质教育的需要。同时，对“优质高中”（一般主要指各级“示范高中”）的录取指标分配到所在区域的各初中。乍看似乎挺不错。但教育圈内人细想起来，就会发现问题多多，如此改革，恐难奏效。因为《规划纲要》对什么是“优质高中”，什么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潜意识似乎进入了误区。判断如果有误，推理和措施岂能正确有效乎？

一、“吃人的示范高中”？

——这可不是笔者随意说的。09年4月27日大洋网转载《广州日报》发表的一片文章，题目就是《示范高中为何会吃人?》。文章开头就写道：“‘素质教育’示范高中成了杀人机器。这一景象，或许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整个应试教育体系的缩影。”此话缘起河南西峡县第一高中（省示范高中）连续两年发生高中生猝死课堂和因不堪压力而跳楼身亡的事情。笔者同意该文的“缩影”一说。虽然不是每所示范高中、一般高中都有这样的事，但究其事件的本质，的确可称为“缩影”，因为如不是囿于篇幅，笔者可以一口气再列出十多件类似事件来。一位作者名叫凌吟文（大约是退休高中教师）的文章《如今的“示范高中》对此有十项概括，颇为具体生动，而且该文后的跟帖基本是赞同的。一位网友的跟帖可谓言简意赅：“‘示范高中’大体如此”。

二、“优质高中”＝“示范高中”？

“优质高中”主要是指“示范高中”，这在已经成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应当是这样界定的吧，虽然没有明说。不然《规划纲要》中说到的“优质高中”指的是什么呢？《规划纲要》并把解决“择校热”的措施之一定位于把这些“优质高中”亦即重点中学的录取名额按一定比例切块分配到各初中，貌似落实公平。然而，这不仅对缓解“择校热”作用有限，因为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而且实在难避逻辑上的荒谬。

三、现在的大多数“示范高中”是“优质”的吗？

为了大力推进素质教育，2001年国务院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中在要求初高中分离的前提下，提出“各地要建设一批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性普通高中”。这里对“示范高中”的定性是明确的。那么什么是素质教育？这大概无须笔者再定义一番了，但我们可以学习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低速度不是社会主义……”的排除法来表述一下，如下办学行为应当不属于“素质教育”的示范：

1、剥夺学生节假日休息的权利，任意延长教学时间，违规补课；2、违规收补课费、择校费等其它名目繁多的费用；3、到处设法将别校成绩优秀的生源“挖”到本校来，以提高本校高考升学率；4、搞“每天一试卷，一月做千题”的题海战术“魔鬼训练”，学生如“包身工”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体质下降，不堪重负，以致为此而轻生；5、一月一大考，一周一小考，动辄学校联考，学生、学校成绩排名次比高低；6、学校公然拉出“做一题，会一题，题题决定命运；拼一分，高一分，分分成就终身！”一类横幅；7、在校门口、闹市区张挂横幅或悬挂大幅广告式宣传牌到处宣扬本校高考佳绩，并在学校网站上常年于醒目位置登载；8、一切以高考为纲，许多所谓“副课”不上，德育、心理教育走过场；9、上级评估、检查弄虚作假……此类情况不一而足。我们不能说每一所“示范高中”都一样如此，但大体如此，程度有所区别，这大约是不争的事实。（稍举一例：四川宜宾示范高中闹市区张挂横幅，大肆鼓吹高考升学率）。

在一些“示范高中”，除了高考，除了硬件建设，除了收费，除了设法获得各种荣誉和利益，还剩下多少呢？有多少真正意义上扎扎实实的教育科研呢？有多少是在想创新人才的培养呢？也许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恐怕也绝难成气候了。

《纲要规划》的起草者以及读者想一想：这样的“示范高中”是素质教育的示范吗？我们如果称这样的高中为“优质高中”,如此判断的逻辑前提是什么呢？是脱离实际还是忘了2001年《决定》中的定性要求呢？《规划纲要》为何对“示范高中”早已成为“应试教育示范特区”的现实和充斥于媒体报道的事实、呼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毫无反应无所作为，并将其称为“优质高中”呢？（《规划纲要》谈到高中发展时仅有一句：“克服‘应试教育’倾向”以及泛泛的老生常谈的要求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既然是“优质”的，那难不成我们要让所有的高中都向它们学习？诚如是，中国的基础教育要走向哪里呢？

四、教育改革必须从根本问题入手

“示范高中”的问题不仅仅是高中阶段的教育问题 中国教育问题很多，《规划纲要》都要顾及到，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能因此影响对全国近2亿中小学生的教育状况、生存、发展状况的高度重视和警醒吗？他们可是关乎国家未来的呀！

1、高中教育状况直接制约和影响中小学整个教育过程 从基础教育来说，高中是最高阶段，是小学、初中瞄准的靶子。社会以学历文凭为人才“准入证”的现状不扭转，应试教育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上小学就是为了能有好的成绩，想方设法上一所好的初中，瞄准的是上大学获取文凭；上了初中近期目标更明确，就是要拼命进入高考升学率高的“示范高中”，还是为了一纸大学文凭。即使那些所谓“优质高中”的录取指标切块分配到初中，初中毕业生还是要通过考试来竞争这些为数很少的指标，仅仅是可能性大了些而已，初中还是陷入应试教育模式中。客观上默许“示范高中”大搞应试教育，等于默许全国中小学扎扎实实搞应试教育。如此下去，中国的教育还有救吗？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就说明以应试为目标的教育已经深深渗透到国人骨髓里了——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什么叫“输”？“输”了什么？还用剖析吗？

2、目前“示范高中”的建设管理办法是制造新的教育不公 10年后，我国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而我国目前建设和管理“示范高中”的办法是在人为制造新的教育不公。示范学校不仅获得政府的拨款大大多于一般高中；而且在很多地方允许示范高中如大学分批录取一样先于一般高中录取新生，以攫取优质生源；不仅如此，而且不少地方的政府物价部门公然将高中在收费方面分为三六九等，理由是“按质论价”，教育和商品没什么两样了。今年刚出台的谋省高中收费文件明文规定：“择校生收费标准：一般普通高中1000元；市示范高中2000元；省示范高中3000元”；而且即使计划内招生，收费虽只有几百元，但也是按三等明确区分的——这不是人为造成差距和不公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知依据《宪法》还是依据什么法可以解释这样的规定，尤其是在我们正在努力向普及高中迈进的前提下。

3、政府给学校拨款的政策客观上鼓励“优质高中”违规收费 即使有物价部门的文件，一些“示范高中”还是会违规多收择校费，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能进校，也倾囊付出不含糊。于是政府搬出了“收支两条线”的法宝，所有违规收费全部上缴（这也不合逻辑，违规收的费用应该退还缴费者才对）。但有趣的是，给学校的拨款却与上缴违规收费和按文件收的择校费（名曰计划外收入）多少挂钩。此外，一些学校还有“账外账”、小金库，引发新的腐败。各方利益驱动，也是应试教育和“择校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如《楚天都市报》09年报道：武汉公布高中收费标准,“三限生”（即择校生）学费是“指令生”近7倍. 有这么好的政策，谁不愿多招点“择校生”？

高中教育对义务教育有着制约和影响作用也表现在收费上。义务教育再均衡发展，学校间差距总是有的。在应试教育的桎梏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择校费由原来的“明规则”而变成“潜规则”，让家长以及政府有关部门也们无可奈何。缺乏监督的“账外账”腐蚀了教育的纯洁。“名校校长前腐后继”锒铛入狱或遭处分的报道屡见报端，从北京到广州再到南宁……

所以，从应试教育到择校热、择校费，不仅毁了教育，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示范高中”除了在素质教育方面应发挥示范作用，怎能在收费和应试教育方面“示范”呢？对社会究竟产生了怎样恶劣、深远的影响确实难以估量。不知为何，《规划纲要》对此只字未提？

4、把“择校热”主要归结于优质教育资源缺乏或配置不均衡，是片面的 这样说的根据在于，即使所有学校人财物配置公平均匀，学校间的差距固然会明显缩小，但是差异性还是存在的，不会绝对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是事物的客观差异性以及人的个性差异决定的（办学校最终是靠人：校长和教师），即使同为优秀校长，也会有个性、风格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择校现象存在的可能性是永久的，只是其热度会大大降低。

而引导如今择校热的直接动力主要不是所谓“优质教育资源”，而是升学率，是为获取一纸大学文凭以及由此带来的孩子将来的好薪酬好地位而不顾一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一所学校，其设备简陋，但是高考升学率特高，它难道不会成为人们不顾一切趋之若鹜的对象吗？因此可以说，当今择校并非择“校”，而是择的未来高考分数（如果这也算“优质教育资源”的话，那当然逻辑上也是通的，可是……？）。

根本问题：可以说，除了教育投入，除了均衡发展（应当包括高中阶段），从小学到高中的基础教育的根本问题，应当是被应试等功利扭曲的教育价值回归本源，是必须彻底终结应试教育。不牵住这个牛鼻子，涉及2亿中小学生的基础教育难有健康的发展，“择校热”尽管也许会降几度，但恐仍属“高烧”范畴。关于《教育改革应从根本问题入手》笔者曾撰文专门阐述过，这里不赘。

诚然，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价值的回归，应试教育的终结，需要社会人才观和用人机制的转变，需要高考改革的认真研究和实施，需要职业教育有效的大发展，等等，非一蹴而就。但我们完全可与此同时，对“示范高中”问题着手解决——而解决的前提是重视它，研究它，一步一步规范它，从取消“示范高中”办学的所有如享受优于一般高中的拨款、招生等特权开始做起，再严格执行如某些地区已经在做的“鼓吹高考成绩、违规办学，一票否决制”等——而不是对“示范高中”的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将其纳入“优质高中”范畴，给基础教育以误导，客观上保护甚至肯定了“示范高中”成为“应试教育示范特区”的特权。

笔者认为，在公平享受办学权利和待遇的基础上，真正实施好素质教育，在规范办学，依法治校，校风正、师德好、学生学习积极主动、精神面貌健康向上，每位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尊重和发展，“扬长教育”与“补短教育”实施适当，学校重视高考，但已经不以高考升学率为办学的终极或极其重要的唯一目标。这样的“示范高中”才真正称得上“优质高中”，培养出的学生一定具有很好的可持续发展性。这样的“示范高中”才具有健康积极的辐射作用。当然，在高考改革尚未取得较好进展时，我们不排除在不剥夺学生休息时间和节假日休假权利的前提下，在高考前适当时期内做好学生的应试训练（短期训练，而非以应试为目标的整个教学）。笔者相信，这样的高中其高考升学率不一定就是低的。何况，在社会用人机制改革、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且毕业生就业前景不低于本科生的前提下，那一纸大本文凭也未必会使学生、家长、教师出现丧失理智的疯狂，因为通向“罗马”的道路已经不止一条。

所以，希望《规划纲要》的制订，要充分重视和研究全国示范高中制度问题，在已经努力实现高中教育普及的前提下，高中的均衡发展、公平发展应纳入议题，要意识到“示范高中”以及整个高中教育它对它所涉及的2亿中小学生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制约性。教育改革必须从解决根本问题入手。是为建言，姑妄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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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应学俊：“示范高中的现状、由来与应有归宿

大洋网：示范高中为何会吃人?

凌吟文：如今的“示范高中

应学俊：教育改革要从解决根本问题入手

应学俊：草根回应：两会代表“会诊”择校热问题（新）

（本文其它有关示范高中报道的附录待链接）

草根回应：两会代表“会诊”择校问题

yingxuejun — Fri, 12 March 2010 22:49:32 +0800

两会代表们会诊“择校热”问题，认为的根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笔者从教几十年，斗胆说一句：此话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甚至一半还不到——因为“择校热”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而非单一因素。遏制“择校热”必须综合治理。下面想从“择校”的合理性和如何遏制“择校热”两方面做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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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教师回应：两会代表“会诊”择校问题

2010年3月9日新华网报道《教改能否遏制“择校热”:代表“会诊”择校问题》。文中已经显示出代表们对正在制订中的《规划纲要》在遏制“择校热”方面信心不足，喜忧参半；因为这实在也是困扰教育界多年个老大难问题了。

两会代表们会诊“择校热”问题，一些代表认为根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笔者从教几十年，斗胆说一句：此话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甚至一半还不到——因为“择校热”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而非单一因素。遏制“择校热”必须综合治理。下面想从“择校”的合理性和如何遏制“择校热”两方面做点分析。

一、“择校”现象只可能缓解，而不可能消除

教育的均衡发展是应当的，尤其是义务教育乃至高中教育；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应当是公平的，这也是必须努力保障的，它显示社会的公正。但是，世界上大约没有绝对的纯而又纯的事物。所谓“均衡”和“公平”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择校”是贯穿着过去、现在、将来的不可能消除的现象，但程度可以有所不同。所以，缓解“择校热”是必须的和可能的，消除择校现象则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有二：

1、事物的客观差异性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决定了各学校的办学水平永远不可能绝对均衡一致。陶行知说过：要评价一所学校先要评价它的校长。这就说明了校长在办学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是一种灵魂地位。而校长的水平、能力、个性也绝不可能是统一生产出来的“标准件”，这也是决定学校间会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国家在基础教育中努力贯彻教育公平和均衡化发展的原则，这只能是通过各种措施相对缩小学校间的差距，而差异则是永远存在的。

2、选择优质的，远离劣质的，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人们在商店里总想买质量更好些的商品，这何错之有？可以说这是他们的权利呀！那么为孩子挑选一所自己认为比较信赖的学校，这也是必然的和无可厚非的。即使是文革前，这种情况也还是存在的，只是程度远远不可与今天相比，没有形成社会问题。“重点中学”文革前就有了，很多同学都想考，但那时仅仅是觉得学校好，能进这样的学校证明自己是不错的，有一种光荣感——而且并不要多交一分钱。那时的“择校”与钱、权无关，仅仅是凭考试成绩而已，成绩够上了所报考的认为比较好的学校，你就可以被录取。

所以，均衡教育资源是相对的，是一直应当努力去做的。“择校”作为社会现象，如同去商场买东西总要选择好一些的一样，是必然的。——但是，当“择校”变“热”了，而且带来许多社会问题，那就需要坚决地设法缓解它，缓解到尽可能的程度。因为现在的“择校”已经与金钱、权利这些不正之风乃至腐败挂钩了，而且助推了应试教育的泛滥。但要缓解“择校热”，仅仅靠均衡教育资源是不够的。

二、曾经并不热的“择校”常态为何变“热”了？

曾经的常态“择校” 解放后至文革（文革中当另作别论），有一些家长和学生就有“择校”愿望和行为——其实应称为想考上一所好的学校，但并没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而酿成社会问题。在很多家庭，孩子能考上什么学校就读什么学校。因为那时候社会在招工用人乃至干部任用方面没有以大学文凭为“入场券”，而且知识分子是被冠以“资产阶级”帽子的，是“被改造”的对象（当然，动辄以“政审”、“家庭出身”等血统观念剥夺一些人工作、读书的权利也是极不公平的、错误的）。所以，当时的社会用人机制导致“择校”、上大学不可能如当今这样“热”。

社人才观和用人机制的扭曲导致“择校热”高烧不退 粉碎四人帮，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学历崇拜、用人唯学历的人才观和用人机制导致人们发疯似的追逐一纸文凭，以求获得社会人才市场、干部任用机会的“准入证”，而将能力、创新不放在考虑范围内。——要获得大本乃至硕士以上文凭就得上大学乃至好的大学，要上大学乃至好的大学就要上那些升学率高的初中、高中，这使得“应试教育”泛滥成灾，顽固占领学校、浸染社会——一直影响到学前教育，叫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各方利益驱动，教育异化，加剧“择校热”无以遏制 乱收费、高收费加剧了“择校热”中的不正之风，污染社会风气，带来新的腐败。一些所谓“重点学校”、“示范高中”的校长涉嫌贪污受贿而锒铛入狱就是例子。而一些被称为所谓“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为了使自己在“择校热”中成为更吃香的“香饽饽”——即保持和不断抬高身价以获得更好的高收费的资格，同时迎合某些地方政府要求高考升学率教育政绩的喜好，于是大搞应试教育，视学生的身心健康于不顾，任意延长教学时间，剥夺学生节假日休息的权利，恶性循环，将学校——尤其是毕业班办成应试的“魔鬼集中营”，经常酿成摧残学生以致闹出人命来的教育惨剧。可家长们出于无奈，还是要倾囊为孩子“择校”，——其实这哪是择校，哪是为了接受好的“教育”，这直接就是为了孩子将来能有一口好一些的饭吃或者活得更滋润些而忍痛让孩子“吃尽苦中苦”啊！

当今择校已非择“校”，而是择…… 崇拜学历的社会人才观和用人机制（没有大学学历的除了从事简单劳动几乎与较好工作机会无缘），大学大跃进式的盲目“扩招”，导致教育异化为获取高学历、高俸禄乃至带来更多实际利益的“敲门砖”，给教育带来深重灾难。在本文开始提到的那篇新华网报道中，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也指出，目前，择校的核心问题还不是办学条件，而是教师资源，在当前的录取制度下，家长择的是老师，因此教师队伍培养建设非常重要。如果优秀的老师足够多，绝大部分学校教师力量足够强大，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择校压力。——其实，笔者认为此说并未切中要害，“择校”择的是老师吗？我看不是，“择校”主要择的是“升学率”。难道不是这样吗？还是在那篇报道中，一位家长说得直白：“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当下就业压力和社会竞争的形势这么严峻，不愿也不能让孩子在起跑线上落后。”——在这话背后就是一整套逻辑严密的推理：好学校→好升学率→好文凭→好工作；这样在所谓“社会竞争”中就成功了。这才是择校的本质。我们可以假设：一所学校即使硬件简陋，只要升学率高，它照样成为择校的对象，可以说与其它“教育资源”无关。

所以，社会人才观和用人机制制约教育的价值取向，制约教育的良性发展，这是系统论给我们揭示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人才观和用人机制的制约下，一些地方政府扎扎实实地搞应试教育以获取各方利益，大哄大嗡地搞素质教育来应付场面需要和上级检查。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政府才舍得给一些所谓“师范高中”锦上添花式的高投入，允许他们优先攫取优质生源，人为造成教育不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择校热”才长盛不衰。

三、不走综合治理之路，“择校热”始终不可能缓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种单项措施都不可能治理“择校热”。因为“择校热”本身就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要治理“择校热”短期奏效也不大可能，得有个两三年功夫才行吧。但我们只要找准了路子，教育改革就不会周而复始地在怪圈里打转转，总是可以突出重围，走向相对理想目标的。

简言之，综合治理的“路线图”应当如下：

① 大力宣传正确的人才观和用人理念，促进社会人才观和用人理念的转变。（《规划纲要》对此有所阐述，但泛泛而谈）

② 改革用人机制，扭转用人唯学历的倾向——录用人才以能力、相关经验、创新意识的实际考查考核为主，同等情况下高学历者优先——亦即能力第一，学历第二。（《规划纲要》对此有所阐述，但缺乏措施，缺乏与社会、政府联动结构这种机制的构想）

③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质量，鼓励就读中职和高职，国家补贴给予学费优惠或补贴，鼓励企业公司到职校优先招聘录用。（此点《规划纲要》考虑较多，但仍欠力度）

④ 大力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增加对薄弱学校补课性质的人财物的投入，同时废除任何“示范学校”在教育投入、招生等方面的特权。对“示范学校”违规办学尤其是任意延长教学时间和剥夺学生节假日休息权利的行为，大力宣扬升学率的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制，坚决予以摘牌。只有大家公认的规范办学、实施素质教育有成效的学校，才可授以“示范学校”“示范高中”称号，并推广其经验。使“示范学校”成为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而不是应试教育的“示范特区”。（《规划纲要》对此毫无涉及，反称这类学校为“优质高中”）

⑤ 在上述各项得到落实的前提下，在高中尚未普及之时，高中招生应实行初中毕业统一考试，以学生志愿为准，凡录取“示范高中”的学生，无须多交任何费用——实现收费公平。而初中，在完成义务教育计划（免试入学）尚有余额（而不是有意办择校班）的前提下，也可以通过公平考试的方式接受强烈要求的“择校生”，但不可多收取任何费用。使得择校彻底与经济利益脱钩。同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得给某些初中、小学的热门学校有意留有择校的过多学额空间。（《规划纲要》对必然存在的一般常态的择校现象缺乏考虑，因此也无应对措施和设想）

⑥ 不论初中、高中，对于任何违规收费，均应依据党纪国法、行政纪律给以严厉制裁，并退还家长——而不是交给财政，对于多收的费用，理应退还；对于违规收费如果财政没收，甚至将其与给学校的拨款挂钩，这无异于变相默许和鼓励收择校费。（《规划纲要》对此毫无涉及，但这一点恰恰是问题的关键）

如此经过几年的努力，随着社会人才观和用人机制的转变，学历不再成为唯一的“准入证”，随着教育均衡化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实现，随着乱收费和高收费基本绝迹，“择校热”将有所缓解，整个教育将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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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应学俊：从中美招聘启事之不同说起

应学俊：“示范高中”的现状、由来与应有归宿

“示范高中”的现状、由来与应有归宿

yingxuejun — Mon, 08 March 2010 02:27:12 +0800

发生于2009年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第一高中一高三女生因不堪重负从六楼一跃而下的悲剧（本文后附视频），尽管这位高三女生至今乃至此生正在和必将忍受无尽的痛苦，但这一新闻大约已是旧闻。所以，在当前国家正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之时，在这份《规划纲要》仍将“示范高中”视为“优质教育资源”之时，笔者就不得不对这一新闻做一番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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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高中”的现状、由来与应有归宿

一、“示范高中”在示范什么？

“地球人都知道”：所谓“示范高中”实际上就是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重点中学”，就连新华网在一个电视采访节目中也是说某重点中学如何如何，而不是说什么“示范高中”。同样，也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示范高中”实际上就是应试教育和升学率的示范，是可以优先获得政府大力扶持硬件上台阶的示范，是可以具有择优招生优先权的示范，是可以任意延长学生学习时间至十七八小时的示范，是可以剥夺学生双休日和节假日休息时间的示范，是可以违规多收费的示范……这就难怪“示范高中”如香饽饽，学校争取，政府支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大力号召，制定规范，亲历亲为。——可惜的是，每年出现的诸如学生不堪重负而跳楼、出走、猝死等悲剧性事件，大多也是出自“示范高中”。2009年高考前，河南一女生从六楼一跃而下的惨状，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就是出自省级“示范高中”的。而关键是这并非偶然。如此“示范高中”是“优质教育资源”还是“劣质教育资源”呢？

关于“示范高中”的种种病态、畸形发展的更具体的表现，除笔者上述拙文外，一位名叫凌吟文的网友所撰写的《如今的“示范高中”》有非常具体形象的阐述，这位作者应当是一位退休的高中教师或校长——他在文章开头就写道：“只要你不是像每年省教育厅的示范中学评估团一样，只在接待室边接受款待边听‘汇报’，只在校园内边走马观花边看‘表演’，而是真心深入学校、深入学生、细心调查、细心观察，甚至来点‘明查暗访’，你就会发现：这些‘示范高中’说搞素质教育示范，其实仅仅只是给上级评估团表演，而实际上，他们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加上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严重背离了教育规律，使教学质量持续下降。”这位业内朋友之说可谓入木三分。有兴趣的朋友可点击浏览，在此不赘。

可以说，“示范高中”唯独在素质教育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示范意义——当然也有极少数做得较好的学校——但从总体上说，“示范高中”正严重阻碍着高中教育的自身发展，并严重制约和扰乱义务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推行和均衡化发展。对此，笔者拙文《<纲要规划>的制订须进步一强化内在逻辑性、系统性》有较详尽的剖析（可点链接），在此不赘。

那么，各级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何可以置国家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方针于不顾，大张旗鼓、冠冕堂皇地一次次地发文件、定规划，一次次地评选省、市“示范高中”并授牌、剪裁呢？——当然，他们是不会堂而皇之地声言就是要搞升学率、应试教育的；如果这样，那岂不太傻？

二、“示范高中”的由来与变质

到了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来主持并鼓励创、评示范高中，没有政策依据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最高依据就是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这一《决定》在在论及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时提出如下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完全中学的高、初中分离，扩大高中规模。鼓励社会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同时，在“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科学研究”一节末提出“各地要建设一批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性普通高中”。正如《黑龙江省教育厅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评审制度》在“审核、审批”示范高中的“依据”中，首先列出的就是《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

细心的朋友大概可以发现,2001年基础教育面临着这样的分化和选择：高初中要分离，一部分基本不能胜任高中教学的初中教师向何处去？在教育公平化、均衡化的呼声下，原所谓“重点中学”的存在已经岌岌可危——而到了2006年正式颁布实施的《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于是，体现教育不公的“重点学校”之称终于寿终正寝。

面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形式，教育界迅速找出了“对策”：

对策之一：（属题外话） 原重点中学的初中“分离”后，其初中部改制为“民办”，不要求国家下拨教师工资，但是使用原校的硬件设施，甚至干脆就是“校中校”。既是“民办”（依托原重点中学），便可公而开之地收费，而且借着原来“重点学校”名誉的无形资产，可以高收费——除了完全可以保证教师工资外，还可以上缴所“依托”的原重点中学以及教育行政部门（说不好听，类似“提成”）。当然，随着教育改革的发展，这类所谓“民办中学”正在逐步与原校“剥离”，有的地市正在艰难中取缔它们。

对策之二：便是2001年《决定》中提出的“各地要建设一批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性普通高中”。于是，各地首批“省示范高中”,一般都是原来历史上的所谓“重点中学”。这些学校换了身“马甲”重新登场，特许择优招生、优先获得更多的教育拨款等等，均与原重点中学别无二致；而在追求升学率大搞应试教育方面却比原来更加名正言顺——读重点高中或曰所谓“示范高中”不就是为了考大学吗？高中尚不属于义务教育，可以不受《义务教育法》的约束。有了《决定》为尚方宝剑，各地大搞“示范高中”的评选，为了当地的教育政绩，政府用本来并不宽裕的教育经费给予这些学校以完全倾斜的投入，而这些学校所创造的升学率，也为当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脸上贴金。在有的地方，政府更是直接把“升学率”作为考核教育部门的指标发下去的——这就难怪郑州示范高中校长坦言：应试教育是政府逼出来的。

至此，国务院《决定》中“各地要建设一批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政策已经被利用到极致，只是唯独丢了“实施素质教育”这个实质性、限制性定语。

三、发生在“示范高中”里令人痛心、窒息的事情

观念决定行为。既然“示范高中”的实践抛弃了“素质教育”的要义，唯升学率马头是瞻，那么剩下的必然是非人性化的、功利主义的东西。这样的“示范高中”实际上已经成为教育异化的“示范”，应试教育的示范，与《决定》中的“素质教育的示范”毫不沾边。而他们在通过所谓教育评估、督导时，大多弄虚作假，这在《如今的“示范高中”》一文中有具体介绍，其实这些也已都是“公开的秘密”而已。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旗帜鲜明地在去年两会上就指出：“中小学校不能成为制造大学生的‘工厂’”，“学生负担过重一直是个老问题，高中生每天学习十六七个小时，身心素质严重下降，学生也是最苦最累的群体之一。但面对现在的‘应试教育’，我们的孩子苦得没有道理，苦得没有价值。”——我们的省教育厅副厅长对此都无可奈何，这是不是很耐人寻味呢？

是的，当我们的“示范高中”公然取消学生的休息日、休假日，公然让学生每天连轴上课十七八小时比夏衍笔下“包身工”的工作时间还长；公然夜里十一点钟还在让学生做试卷；当我们的“示范高中”在高考动员大会上拉出横幅或贴于教师正前方所写的内容是“做一题，会一题，题题决定命运；拼一分，高一分，分分成就终身”或“掉皮掉肉不掉队”，我们的“示范高中”在“示范”什么呢？他们还是在做“教育”的事吗？如此“示范高中”是“优质教育资源”还是“劣质教育资源”呢？

全国人大代表、小学教师张淑琴就政府将升学率作为考核指标的做法坦言：这种把高考升学率作为考核主要指标的做法，对“应试”教育的日趋泛滥，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产生了“保驾护航”的恶劣影响。——一个“推波助澜”，一个“保驾护航”，用的多么恰到好处且传神啊！

于是，2009年4月，河南省示范高中南阳市西峡县第一高中一高三女生因不堪重负从六楼一跃而下，而就在前一年，同为该校，一高三男生在教室中猝死……该校的作息时间表与成绩配名表足可以说明一切。（点击这里：看详情）于是，2006年安徽省明光市明光中学（称重点中学）学生姚国徽因不堪压力而跳楼……

点击这里：看本报道下集

够了，无须笔者多说，充斥于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历年与此相关的报道以及早已问世的作家何建明用两年时间潜心深入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高考报告》已经揭示很充分、很深刻了，而“示范高中”的实践恰恰为这些报道不断增添着新的内容。

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必须认真对待“示范高中”问题

诚然，示范高中的问题与高考制度、方法的改革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毋庸讳言，目前变质的“示范高中”无疑在堂而皇之地加剧亟待改革的高考弊端，为之推波助澜。在我们已经提出加快普及高中教育的前提下，这种早已与《决定》所指出的“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性普通高中”背道而驰的“示范高中”还应当存在吗？——“示范高中”的归宿应当有二：要么，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取消择优招生、基本取消下拨经费倾斜），真正办成令人信服的“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性普通高中”，此其一；要么，彻底取消“示范高中”制度，走均衡发展、公平教育的路子，此其二。

目前正在制订中的《纲要规划（征求意见稿）》仍然指出：“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这里的“优质普通高中”当指目前的“示范高中”吧。这里看上去是在解决所谓教育公平和均衡化问题，但根本未能触及教育弊端的根源。《规划纲要》如不考虑“示范高中”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对义务教育极大的负面制约性，不面对“示范高中”早已变质的“地球人都知道”现状，而将其纳入所谓“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的范畴来考虑和论述，这就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其阐述也是脱离实际的，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如不解决目前“示范高中”存在的问题，教育改革与发展就很难成功，且必将再次“穿新鞋走老路”，而发生在“示范高中”里一幕幕滴血的悲剧必将继续上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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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凌吟文：如今的“示范高中”

《东方今报》述评：河南西峡一高接连发生高三学生猝死、跳楼事件

郑州示范高中校长揭秘：应试教育是政府逼出来的

中国教育新闻网报道：上海市中小学：陷入恶性循环的“减负新政”

应学俊：《规划纲要》的制订须进一步强化内在逻辑性、系统性

（主要论及示范高中和义务教育以及师范教育等问题）

小学入学年龄是否须限制：并非难题

yingxuejun — Wed, 09 December 2009 11:14:59 +0800

国家《义务教育法》规定了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入学年龄。一面要依法办事，一面又承认年龄限制的某些不合理、不科学之处，怎么办呢？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随便“松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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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入学年龄是否须限制：并非难题

● 小学入学年龄限制，有法可依，擅自“松绑”涉嫌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我们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岂可有法不依？

据报道称：教育部官方网站12月6日对一则留言答复引起了社会关注。有人据这则留言推测教育部将对入学年龄限制“松绑”，教育部网站昨天已撤下了这则答复。具体怎么答复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既然给人有“松绑”的感觉，既然教育部网站已经撤下了这则“答复”，想必总是有“违法答复”之嫌吧。教育部网站岂可无视法律擅自答复有“松绑”意思的内容呢？教育部有权修改国家《义务教育法》吗？看来教育部网站管理留言答复的人得有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水准才成，不加强法制观念随意答复，给13亿人口的中国小学及学生家长会带来很多麻烦，因其思维混乱。这不，中国新闻网12月8日还有“小学入学年龄松绑值得期待”的报道。其实，教育部有何权“松绑”呢？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年龄限制不是一个“松绑”不“松绑”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依法办事和怎样依法办事的问题。

● 教育部可提交相关议案，对小学入学年龄限制问题做出稍灵活的操作办法，交人大法工委或相关部门审查通过

笔者从法律的角度肯定了小学入学年龄的限制，并不是说让5周岁零11个月的孩子入学就绝对违反科学，就有什么大逆不道——笔者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个临界的限制——正如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划定，它是科学的吗？其实根本不具有科学性，完全是受招生计划和报考人数以及考试结果制约的，于是少1分便不能录取，这是很无奈的。我们这个世界是有规律有序的，可也是相对模糊的，绝对的东西很少，模糊理论的存在便是基于此。

同样，对于小学一年级某些新生来说，满6周岁的未必一定比还差一两个月的孩子学习能力更强，这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现实情况。因此，对某些差几天或一两个月满6周岁的孩子便不准入学，虽然合法，但不合理，也未必科学。

一面要依法办事，一面又承认年龄限制的某些不合理、不科学之处，怎么办呢？

窃以为，还是应当在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为好。建议教育部给全国人大法工委或相关部门提交一份《关于小学新生入学年龄限制具体操作办法的议案》，该议案大致可如下：

1、各省可制订相应的省一级《<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在国家《义务教育法》关于入学年龄规定的基础上，对本省城、乡小学一年级学生入学年龄的限制以及操作办法作出具体的有一定灵活性的规定。

2、各地亦可参照如下办法考虑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年龄限制问题：在本校学额未满的情况下，根据家长书面要求，并对申请提前入学即将满6周岁的孩子进行适当考查，在孩子生理、心理发育符合要求、心智能力符合要求的情况下，亦可适当考虑同意破格入学。

人大法工委或相关部门审查通过后，便可作为《义务教育法》的解释条款，供各地遵照执行。如此，就不是随便的“松绑”不“松绑”的事，而是法律行为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 笔者对未满6周岁孩子入学的看法

对一个一个具体的孩子来说，定死满6周岁方可入小学未必合理；但从小学一年级新生总体状况来看，《义务教育法》的规定6周岁入学是有一定理论依据和实践佐证的，具体不再展开。

笔者一辈子从事教育，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都教过，对此有些实践感受。除了对少数生理、心理发育确实很优秀，简直超过了比自己大一岁的孩子，笔者对是否突破6周岁让孩子入学有如下看法，供参考：

未满6周岁儿童入学者，有很多是很难拔尖的，大多表现一般（少数案例除外）。这其中有一个道理：我们都知道，成人之间，如果年龄相差一两岁三四岁可能根本看不出什么差别，因为他们的生理心理已经发育完成，差别自然很难看出来；即使有差别，那也是遗传和后天形成的，而非生理心理发育所致；但五六岁的孩子，正处于迅速生长期，相差半年的孩子就有可能出现很大差别，半年或一年以后的孩子与以前相比，可能变化很大。而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比同班同学大一岁或一岁多的孩子一般明显成熟很多。所以，还是别让孩子提前入学为好。此其一。

其二，现在竞争很激烈，我们常常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我们为何不让孩子多准备一些时候再站上起跑线呢？那时孩子的生理、心理更加成熟一些，起跑会更快一些、更省力一些，何乐而不为呢？何必让孩子气喘吁吁地与比他大的同伴去“赛跑”呢？须知，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在很长一个阶段基本是与同届同学的竞争，与大一岁小一岁无关，在同班、同届同学中是否能够相对领先倒是很重要的。再说，就眼下中国教育的现状在来说，孩子一旦入学，似乎无忧无虑的童年就结束了，我们何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多享受一年童年的欢乐，同时有意识地做好入学的各方面准备呢？

其三，即使孩子确实早慧，即使孩子具有钱学森或爱因斯坦那样的潜质，他能否最终成才，大概也与早一年晚一年入学无甚关系。据推算，钱学森应该是6岁读书的，爱因斯坦倒是5岁入学的，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们即使晚一年入学，也绝不会影响他们后来的成就。何况，也许大家都会认同，如钱学森、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毕竟不可作为一般的入学年龄界限的佐证。须知，即使中国科大少年班那些从全国各地遴选出的早慧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百般关注、呵护下，也有不少因年龄、心理问题而成长得一波三折的例子，许多孩子后来都认为，如果晚两年进科大少年班可能更好；甚至还有一直想逃亡科技大的孩子，甚至还有因心理障碍欲出家遁入空门而又被“抓”回来的例子……笔者以为，对确实早慧的儿童提前教育是需要的，但绝对没有必要在提前半年、一年的问题上较真。

总之，小学入学年龄是否须限制，这并非难题——关键是：教育行政部门须依法办事；孩子家长对是否让自己的小孩提前入学须慎之又慎。这便是笔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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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中国新闻网：小学入学年龄松绑值得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特别报道：26年后走访中科大神童

破格录取吴晗与北大的招生逻辑

yingxuejun — Fri, 04 December 2009 17:15:25 +0800

做任何决策总有个思维过程，既然思维总有思维逻辑。那么，北大今年的所谓“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其实是知名中学实名推荐）的设计，其思维逻辑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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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格录取吴晗与北大的招生逻辑

● 当年清华破格录取吴晗的逻辑

当年清华破格录取吴晗等特长突出的“天才”，其逻辑应当很简单：学有专攻的资深教授、学者们透过这些总分“不合格”考生答卷的具体内容，看到了他们非同一般的才华，可以准确预见这些所谓“不合格”考生未来的造诣绝不会低于“合格”生，且极有可能成为创新性人才——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是伯乐，胡适、罗家伦他们以其自身的造诣必然具有伯乐的资格。而伯乐并非一张考卷可以完全替代得了的.办好大学靠的是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学者——只要真正唯才是举，如果他们没有决定招生对象的最终权利和资格那该谁有呢？

明史专家、文革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当年考北京大学时考试成绩是有点让人瞠目结舌的：文史、英语都是100分，而数学则是0分！按照北大录取新生的规定，考生有一门得了0分，就不能录取。吴晗上北大不成，便转报清华。考试成绩一出来，还是一如既往：文史、英语都是100分，而数学还是0分！清华大学录取新生的规定和北大相同，考生有一门得了0分，就不能录取。不过与北大不同的是，他的文科成绩如此之好，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关于是否要录取吴晗这样一位“超级偏科生”，在清华园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主持首开特例，破格录取了吴晗。清华的决定一出，北大一下子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师生们议论纷纷，都对拒绝这样一位“文史天才”入校感到痛惜。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法学院长周炳琳都发表意见，认为北大的这个规定不妥，据说后来做了相应的修改。

据考查，清华在那些年破格录取的并非吴晗一人，当今尽人皆知的钱钟书、季羡林以及陈慈等作家、学者、大师也都是当年极端偏科的考生,据说季羡林大师当年数学只考了4分。诚然，现在有人说，当时的中国自然科学远未被重视，清华的考题又偏难，并说即使季羡林当时数学只考4分而其考试总分还是排在了第五十多名，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吴晗两次考试数学皆为0分而后来被清华破格录取且后来的确成为颇有建树的学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当年清华没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招生权，如果当年清华抱定所谓“公平公正”的分数线原则，如果当时旧中国也实行如现在铁板一块貌似公平的高考招生制度，恐怕吴晗、季羡林也就未必就是后来的吴晗、季羡林了。这大约是没什么可辩的逻辑假设吧。

● 今年北大招生推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逻辑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现今运行的实际情况，应在北大今年招生推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前加上“知名”或“部分”二字才是符合实际的。

那么，北大今年推出的所谓“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真的是为了他们所说的“招收素质全面、特长突出的优秀学生，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吗？那么，限定某些知名学校才“有资格”推荐，这符合唯才是举的原则吗？更重要的是，设置这样的推荐门槛能招到“特长突出”的学生吗？

北大确认“有资格”推荐的那些中学不管是人大附中、北大附中还是重庆南开中学，都是历年各省市高考大战中的佼佼者，北大招办在公示中也说，39所中学名单是“经该校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会审议，综合考察申请中学的办学条件、生源质量等因素”确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北大的逻辑就是：在以往应试教育风气甚浓、“应试效果”颇佳的学校，“素质全面、特长突出的优秀学生”就更多，而名不见经传或边远学校一般是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人才的。

诚如是，如果在绝对名不见经传的某山区中学或县城中学里，确有一位可能是类似“未来钱学森”式的人才（且该生也确有点偏科，如参加高考，可能总分够不上北大的分数线）而现在该校压根儿就没有推荐“资格”，这该怎么办呢？按北大现在的所谓“推荐制”，这个人才不是就被压制了吗？这样的可能性有没有呢？笔者以为不是没有，别忘了，毛泽东曾经就是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娃子；而率志愿军打败美国等联合国军的彭德怀更是讨饭娃出身，后来也不是上的什么“省示范高中”，而是“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这些，在现在北大招生看来都不会是在关注范围之内的。北大如此设定“推荐资格”门槛算得上是“唯才是举”吗？与罗家伦当年破格录取吴晗一类特长突出的学生可以相提并论吗？

鉴于此，笔者要说：北大有权依据《高等教育法》制定并实施他们的招生方案，甚至改革力度更大，我们无权干涉。但笔者却有权表达看法，以道理和事实立论：北大如此“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在制造新的教育歧视，违背科学发展观，违背唯才是举的基本招生原则，更与“不拘一格降人才”背道而驰。科学发展观之“科学”的涵义是什么？不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吗？北大如此画地为牢式的招生，非但不可取，而且应当尽快停止或改变。笔者以为，对中国创新人才、杰出人才培养至死忧心忡忡的钱学森，大概不会认为这是“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

● 所谓“素质全面”与“特长突出”及其招生结果

最近，由于“公示”，我们知道了北大今年所谓“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结果，笔者以为即使不引用某些报道，读者也可以想象出来——

各地“知名中学”本来就云集着各地的优秀生源。在中国“听话”教育、应试教育的模式和文化下，从这些学校中遴选出的“推荐生”，优秀固然是非常优秀的，但恐怕也鲜有个性突出、特长突出的学生——因为如果出现像吴晗、季羡林、毛泽东那样偏科的情况，他们是很难进入那些知名中学的。而“1997年，在湖北，有一名曾获全国数学联赛一等奖的考生参加高考，因总分没有上线而被武汉大学拒绝录取。这件事，在湖北乃至在全国教育界都引发了一场争论：只一科拔尖，取不取？”——那么，当今的北大取不取呢？此外，比如1991年高中毕业由于严重偏科没有考上大学而今年却被复旦破格录取博士生的蔡伟，能否进入北大的视线呢？蔡伟如果当年能被破格录取是不是能使中国更早多一位古文字专家呢？——恐怕这些人才都不是北大今年的所谓“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所能选拔到的，而他们又的确是应当尽早被选拔培养的人才甚至是奇才。呜呼，“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杰出人才”！（钱学森语）

这里要声明一点，笔者并非形而上学到认定杰出人才必定偏科的地步，更无鼓励偏科的意思；也不会片面认定“听话”而“素质全面”的优等生中就绝对不会出现杰出人才。——但是，我们又不能不重视钱学森所说出的中国教育的一个事实：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素质全面”固然好，但在北大招生方案中不知“素质全面”的具体内涵究竟为何？就像目前各地推荐的优等生那样？从推荐的评语来看，“优”固然是非常的“优”，有很多甚至是“全能型”的，可他们“突出的特长”在哪儿呢？似乎找不到啊。而那些出类拔萃全面发展的优等生需要“推荐”吗？在目前的高考招生中他们考北大或类北大的名校很难吗？——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北大今年的所谓“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不是虚晃一枪的争夺生源——至少客观效果如此？

● 这样的“推荐制”才是唯才是举的、公平的

其实，大学招生的“推荐制”在某些国家早已推行多年，但他们并没有设置推荐考生学校的“资格”门槛；在那里，所有中学、所有考生倒是平等的。国外许多大学——包括著名大学在录取时，在每个考生的信息中都会有中学老师或者校长的“推荐信”，在那些推荐信中描述了许多通过考试不大能完全反映出来的考生的“特点”或曰“特长”，而且绝不仅限于智力范畴。据笔者与一些外国人的交谈、了解得知：大学甚至更重视考生自我推荐的一篇文章，从中获得该生更多的个性特点和思维水平信息。他们说，如果自我推荐信都不能显示个性特点，而是四平八稳与其他考生雷同，那就等于没写，那倒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笔者还向那些外国人问过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既然任何中学老师或校长都有权给考生写推荐信，那么是不是会出现老师都在信中给学生说言过其实的“好话”或者产生所谓“腐败”问题？——记得那位老外当时愣愣地望着我，后来恍然大悟地说：哦，那不会的，因为如果老师不讲诚信，写出的推荐信与该生情况不符，那他将会失去诚信度，老师可不想拿自己的诚信度开玩笑，一个没有诚信的老师他以后还想做老师吗？另外，还有学生自己的推荐信、社区实践评语和考试作为佐证呢。——笔者又问道：面对学生和家长的“求情”，推荐教师写推荐信的措辞不是很困难吗？老外说：不会的，因为推荐信的内容永远都不会给大学招生委员会以外的人知道的，仅仅是大学录取时的参考信息之一。——笔者最后问了这几位老外一个问题：看来你们大学在录取时是不完全以考试分数为唯一标准的，那么会不会出现大学因为受人之托或碍于情面而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录取一些并不是最优秀的考生呢？这几位老外想了想，笑了，他们反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大学校长，你会放着优秀的学生不录取而录取那些差一些的学生吗？一所大学如果还想办下去甚至想越办越好，会不爱惜自己学校的声誉和发展前途而去搞什么‘腐败’吗？”

呵呵，多么简单的道理。在中国最难解决的所谓“公平”和“教育腐败”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于是笔者想到：在一个以“唯才是举”为准则的招生体制中，在一个真正科学求实的大学中，除了准确全面考查学生的水平、能力，除了以学生的“才”为标准，是不可能弄出什么其它什么画地为牢的“资格”或“腐败”来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样的体制中将得以实现。只有教育自身的客观规律决定着学校的一切行为，教育不受自身规律以及法律以外任何因素的制约。于是，钱学森的所谓“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似乎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一点答案。

于是我们只能说：北大今年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际上是“知名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这实际上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而且将“教育歧视”明白无误地写在了北大的脸上,体现的是“仅居一格降人才”，此其一；现在貌似公开、公平的所谓“推荐制”从实际操作来看已与选先进或选人大代表没什么两样，中学校长或老师“伯乐”的慧眼并不能体现出来，所推荐的学生并不能代表或较多代表签名之校长的个人意志，校长只不过为一“傀儡”而已，“校长实名推荐制”徒有虚名，应改为“知名中学实名推荐制”，此其二；将本来通过一般考试大多可以考上北大或类北大的考生通过“推荐”圈划到自己的生源中来，除了争夺生源因素，实在是多此一举，此其三。所以，笔者赞成“中学校长或老师实名推荐制”，但对目前北大的这种推荐制实在不敢恭维，应当重新设计，以体现真正的“公平”，最主要的是体现“不拘一格降人才”，招到更多如吴晗、季羡林等一类真正可以进一步培养的创新型杰出人才的好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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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钱学森拷问教育”的拷问

yingxuejun — Wed, 18 November 2009 02:33:56 +0800

钱老的“遗言”很中肯，言真意切，说得也颇到位，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实话实说，笔者作为教育圈内人，对此又实在不觉得有什么石破惊天之处，因为此类呼吁、论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起起伏伏绵延不断，从学者、专家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各种论文。上网随便搜索一下，呼吁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文章、讲话比比皆是——无论是有些名气的或名不见经传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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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钱学森拷问教育”的拷问

一代科学大师、导弹之父钱学森走了。尽管有人对钱老生前的某些行为有所非议，尽管钱老在大跃进时确实从“科学”的角度写过鼓吹粮食产量可以“放卫星”的文章，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但，人无完人，钱老作为科学家及其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应有的地位是无法抹杀的。他生前的瑕疵也是不能与文革的始作俑者同日而语的。中国人永远铭记钱学森等一大批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以及所有为中国向科学进军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可以视为钱学森“遗言”的《钱学森最后的一次谈话》对中国教育发出的拷问——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尤其弥足珍贵。钱学森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应当把钱老的这一“拷问”视为毫无功利色彩的“真话”，钱老此番真言及其产生的效应自然与他半个世纪前曾写过的鼓吹粮食产量可以放卫星的文章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 不论什么话，关键是看谁说了这话——学术平等、实事求是的科学求实精神哪里去了？

不知外国如何，反正笔者的印象中是这样的：同样一句话，出自普通人之口，就如同13亿人中有一个人放了个屁一样，无声无息，稍纵即逝；而如果出自名人之口，那就是了不得的“名言”；同样一件事，老百姓呼吁多年毫无用处，一旦某位中央级大人物过问，马上就会有所反应、有所动作，可谓立竿见影，雷厉风行。关注说话人的地位、身份甚至胜过关注所说的内容本身，对于思想言论的取舍大多取决于发布这些思想言论的人的身份地位，而不是思想言论的本身，在中国，这大约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正表现出我国在思想、学术平等和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缺失。

对钱老的“遗言”，中央高层领导发表言说，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央视新闻周刊播出专题评论节目，于是，中国教育界再掀“培养创新型人才”教育改革的旋风。然而，对“钱学森拷问教育”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相关现象，笔者不禁也有如下“拷问”——

● “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创新人才”一类质问早已有之，呼吁、论述汗牛充栋，何以今日才引起重视？

稍稍举例：早在2000年2月《光明日报》发表郭扶庚的文章,谈的就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问题（笔者并不知作者为何人）；2002年，国家副总督学王文湛撰文《更新教育观念与培养创新精神》；2006年7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国大学应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是中外大学校长的一致呼声，仅举一例——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就说，他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一些留校的博士生最初很有创意，待了几年后，就没什么想法了，送到国外，又发展很快。这逼得王树国思考：现在的大学到底怎么了？他还结合非常形象生动地说：“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好了，真的是举不胜举。但与“钱学森对教育之拷问”不同的是，这些呼吁和论述——包括中外大学校长这样高规格的论坛言论，也并未引起中央领导或曰最高层领导与之相应的指示、讲话，自然也没有全社会媒体的广泛报道。央视是否曾经为那些呼唤创新教育的活动、言论做过专题节目，中央高层领导是否曾经有过与之呼应的讲话、表态，暂时还无从考查。

● 中国人、中国大学的创新精神是怎么消失的？

1、封建专制扼杀创新精神 说创新精神的消失，何止是大学呢？应该是从幼儿教育开始就消失了。钱老谈话中“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一句倒是点睛之笔。创新需要的环境是人身、思想、学术的平等、自由、民主，中国封建社会有吗？君臣父子的等级是能够越雷池一步的吗？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吗？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对人性和思想的禁锢，导致中国的科技创新从走在世界前列而变为大大落后于世界很多国家，以至于解放初“我们只能造出桌椅、茶杯等生活日用品”（毛泽东语大意）。

2、长期政治上的压制形成了“听话”教育的社会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50年代初有过“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如钱学森等这样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海外学成归国，这才奠定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基础。但很快知识分子刚刚活跃的思维和积极性就被“反右运动”的开展横扫得荡然无存，55万右派中绝大多是知识分子、技术人才——也可以说是更有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罪性”断语使他们万马齐喑，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创造”，而是“思想改造”。如果不是主管科学院的张劲夫冒死给中央和毛泽东打报告，让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不参加整风、鸣放和反右运动，以确保科研攻关的继续，保护了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中国的两弹一星不知还要推迟多少年才能研制出来；而即便如此，文革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曾经有过怎样的干扰致使日本抢在我国之前发射，现在一般是不大提及的。(可浏览央视专题片)

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政治上的禁锢和压制导致创新精神荡然无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那时提倡的是“做革命的螺丝钉”、“***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和“做党的驯服工具”，文革更使创新精神扼杀到极点，林彪提出“八亿人民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专家、学者前必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定性语，他们除了不断否定自己作践自己，积极表现接受“世界观的改造”、“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还敢有什么“创新精神”吗？……政治运动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封建传统加上“革命”紧箍咒，“听话”教育成了孩子成长的全部要求，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父母与小孩子分手时的叮嘱语几乎都是“乖，听话……”；而真正需要的民主与法治教育倒是很少很少。耶鲁大学的校长就说：“中国学生‘太听话’了。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在如此“听话教育”的民族文化熏陶下如果还能有点创新精神，那只能是凤毛麟角了。

3、民主意识的淡薄和“官本位”文化扼杀创新精神 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开始解放了一点，但总是磕磕绊绊——意识形态是要求绝对“一元化”的，民主政治方面的“创新”——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如不得到上级首肯，即使出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或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或被“叫停”（当然也许不会像文革及以前那样遭到批判或逮捕，这也是进步）.由于中国特有的某种“几项原则”和民主的缺乏，导致官本位意识在我国非常浓厚，“听话”教育及由此产生的“唯上、唯书”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在学术领域也须“唯领导或权威的马头是瞻”——领导不赞成的学术观点是比较难以出头的，“爱出风头、标新立异”是批评有与领导、权威持不同学术观点者的惯用语；对此类“标新立异”者，领导可以不派你去参加学术会议，不让你的课题立项，让你活活“闷死”。民间俗语“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就是对中国官本位文化和现实的生动写照。笔者多次帮别人写过工作或经验总结，口授的第一条经验一般都是“领导重视”。在官本位的现实和文化中，民主、法治、平等、自由这些“创新”所必须的环境元素是无立足之地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就更加难以生存了——而“创新”恰恰就是与众不同的“新、异”。

4、个性泯灭和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异化，导致创新精神成为稀有 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每个人的生理、心理个性是没有相同的，因此，多元是绝对的，统一只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教育制度也应当是多元而平等的。如美国以及其它某些国家，各个州、省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教育法规都是有所不同的，而这恰恰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我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大一统的国家，教材是全国统一的，高考是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也基本是全国统一的；而教育的价值取向则是“听话”和“升学率、升官发财”的功利主义(古语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实际表现就是“应试教育”，承认个性的“扬长教育”根本没有，“补短教育”几乎成为教育的全部（以适应各种统考的需要）——而这些都是与“创新”无缘的，都是使人的、地域的个性泯灭的重要因素——更不用说新中国前30年是绝对强调“集体主义”而抹杀个人创造的，名曰“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追求名利”。

钱老在他最后的“谈话”中说：“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钱老所说的学术民主、挑战权威的一类令人振奋的场面，正是“创新”所需要的土壤，而在中国现有文化和制度下无法出现是必然的，除非中国的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有根本的改变。

● 锻造中华民族创新精神：抓住并解决主要矛盾，强化民主意识

培养民族的创新精神，改变钱老以及一切有良知的教育、科技工作者所担忧的现状，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教育异化问题(经济主义、功利主义)、人文精神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扭曲问题、应试教育僵而不死的问题、官本位和迷信、屈从权威问题等等，本文也无法包容得了对诸多问题的阐释。

但是,在诸多矛盾中可以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使次要矛盾迎刃而解应当是正确的方法论，这主要矛盾或曰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在政治和学术研究领域进一步强化民主意识，在大力倡导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改革有悖于此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以达到强化教育的个性化、多元化的目的，并使学术民主、学术平等的争鸣得到自由和尊重并成为常态，使鼓励个人创造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用制度使教育功利主义失去市场。

在此基础上，民族的创新精神才有可能得以锻造——除此，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途径吗？

而在大环境亦即创新精神得以滋养的“土壤”问题解决以后，学校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享誉世界的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的“六大解放”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是啊，一个被束缚和压制的人如何能有创新精神呢？而如果能重读杜威，则也许启示会更多，因为陶行知毕竟曾是杜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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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视频：【央视新闻周刊·视点】钱学森的“遗言”

2006年：中外大学校长谈创新（人民网）

2006年报道——大学校长共识：大学要成为国家创新的重要力量

耶鲁校长:“太听话”成中国学生最大缺点

● 改革高考：用好教育改革的“指挥棒”

yingxuejun — Wed, 11 March 2009 14:54:06 +0800

笔者曾撰文《用人唯学历：素质教育的“死结”》，从社会人才观及用人机制分析了个中缘由，《中国教育报》曾发表该文。但那是从宏观角度来论。具体到教育本身，则是因为高考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素质教育、课程改革的无法推进。中国的“高考”是无形的指挥棒，导引中小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牵动全社会。下一万份文件，做一千场报告，不如改革高考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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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高考：用好教育改革的“指挥棒”

中国的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难。素质教育从1999年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做出决定，要求“推进”，但就是推而不进，而实际存在的“应试教育”却僵而不死，阴魂不散。何故？

高考改革改什么？笔者从教一辈子，研究教育一辈子，体会还是颇深的。看法对不对，说出来供关心教育的朋友们或决策者参考。当然，笔者所说也只是一个大的框架和理念，如实施，其操作细节当然还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减轻学生负担，高考只考三门

中国的高中生戏称自己过的是解放前“包身工”的日子：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起床，一直苦学到夜晚十一二点乃至更晚，每天大约只能睡四个小时，苦不堪言，不堪重负。究其原因，除了高考的竞争以外，考试学科门数较多是重要因素。

如果高考只考语文、数学、外语，如何？笔者以为可以。发达国家如此做法的也不是很少。这并不是说政、史、地、理、化、生不重要，更不是说可以偏废，而是不要放在全国统一的高考中去考。一些地区中考的方法为什么不可以用？除了语、数、外，其它各科学完一门由全省统考考一门，严格组织考试，成绩由省教育厅统一管理（各省统一测试的信度未必就不如高考），高考时以适当形式记入该生总分。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向各省分配招生数指标，分数线根据各省具体情况划定，有何不可？而且也不会因为高考只考三门而导致学生不重视其它学科。所谓文理该不该分科的事儿，也不必费心讨论了，学生的通识素质也将少一些“瘸腿”现象。

如此改革高考，学生负担分解了，负担也就减轻了很多。

而由此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高考学科门数少了，考试、命题人力更加集中，时间更加宽裕，可以大大改变高考阅卷“草菅人命”的现象。中国人口众多，在历年高考中，阅卷教师时间紧、任务重，颇像大跃进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那样各小组比着赶任务，十几秒、几十秒判一篇作文是常有的事情，可如此“草菅人命”怎么对得起汗流浃背拼搏数年的莘莘学子？

二、转变教育观念，适当降低教材难度，改革考试命题和判卷方法

年年喊“减负”，可学生负担为何就是减不下来？除了因高考竞争、考试学科门数较多外，也与考试命题方法密切相关。在我国中小学教学中，学生需要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东西太多了，这方面文科自然尤甚。新华书店里的所谓“教辅用书”占去了几乎半壁江山，其实那实在就是压在学生身上的大山，其中有很多就是重复训练和机械记忆。而我们的高考乃至各级考试，往往也较多片中机械记忆的东西。

任何一门考试都应分三部分：一是对必须记忆或掌握的知识的考查，它应当与平时的教学要求相对应，而且所占分数的权重不应当大于能力考查；二是对于灵活运用知识之能力的考查；三是对于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考查。而后两项考查在分数权重上应当不低于70%。

一种值得借鉴的考试方法 在各科教学中，必然有必须死记硬背的知识，但它应当是精选的，不是非常多的；越往高年级，需要死记硬背的相对越少。笔者曾看到过这样的资料：有一些国家在高中或某些水平测试中，将答卷可能要用到而无须死记硬背的事实性知识、某些不常用到的公式、定理，以超过答卷所需的内容范围印发给考生，供其答卷时参考。窃以为这是很值得借鉴且很科学的考试方法。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它将学生、教师的注意力引向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方面，而不是引向死记硬背可以查找到的事实性知识或不常用的知识方面。这样的考试方法就与陶行知“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不谋而合了。在如此高考指挥棒的导引下，何愁中小学教学方法不随之改革？

适当降低高中课程的难度和深度，适当减少教学内容 高中阶段仍为通识教育，而非专业教育。所以高中某些课程的难度、深度是可以降低一些的，更无须将大学的某些内容放到高中来“渗透”。而在大学则可以适当加快教学进度，也避免了高中和大学一年级负担悬殊和重复学习的问题。发达国家的中小学课程内容大多比中国浅，负担也远比中国的中小学生轻，即使高三，每天也只上四个小时的课，绝无“补课”、增加学习时间一说，而他们的人才并不比中国少，创新意识却比中国学生强得多。这是值得研究和考察的。

高中课程适当降低了难度和深度，语、数、外以外的课程即可在高二至高三上学期全部结束，通过全省统一测试。由此腾出时间来准备高考，学生岂不轻松一大截？

文科考试判卷的方法应进一步改革 尤其文科一些简答题、论述题，判卷时设置基本的答案是需要的，但应当有不同的几种答案，理科中解题的方法还可以有多种呢，何况文科？对于判卷标准以外的答案应慎重对待，不应轻易判全错，而应当以答题的逻辑性和必备知识的运用情况为判卷标准；对有创意的答案，即使少答了某个“要点”，只要言之成理，就应当给相应的分数，绝对不应拘泥于所谓“标准答案”，而应认真对待，慎重判卷。

笔者曾亲历过这样的事情：某中学生学习认真，在做学校发的政治、历史“练习册”上的题目时，自己思考并结合课本中的某些论述答题。结果，被老师打回来重做，说是该生“别出心裁，标新立异”，明明练习册后附有标准答案，为什么不抄上去？用自己的话答，考试时找不到应有的“要点”是要扣分的！结果，该生只好闭着眼睛重新抄一遍答案！呜呼，如此作业，如此培养“创新精神”，如此“教育”！！这样的所谓“教学”激励什么？弘扬什么？将把学生引向何方？这是显而易见的。可目前，这种所谓“教学”正充斥在我们的中小学里！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曾这样说：“培养独立思考、判断等综合能力远重于获得专业知识，应始终置于首要地位。如果一个人既掌握了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又知道如何独立思考、工作，他不仅一定能找到生活出路，而且还会很快调整自己去适应各种变化并取得进步，比起那些只掌握了详细专业知识的人所能做的要好得多。”然而我们的教育距此太远太远了。

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是禁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他曾经说：“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不然，便要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了。”陶行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地阐述了教、学、做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某些基础知识的运用，我们在实践中是怎样用的呢？

以律师为例，熟记法律条款应当是必须的吧？可有多少律师是能够“背”出整部法律、法规乃至几十部几百部法律、法规的呢？

以政治、历史、地理老师为例，有多少老师能够不看书而一字不差地说清楚别人指定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具体过程呢？有多少老师能“背”出他人指定的教科书中对某些问题的阐述或定义呢？

多年做研究的学者、专家们可能熟记的内容多一些，而且如范曾教授那样能让众多古典诗词烂熟于胸的毕竟不是很多。大多数学者做学问，每到具体引用某理论时也未必不需要进图书馆或上网络查找资料，否则家里要放那么大的书橱作甚？

以上述例子中具体“做”的情况来看，那些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大体能记得一些最基本、最经典的内容，而对其它内容则大体记得在什么书、什么章节中会有，需要用的时候再去查找、验证。——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样“做的法子”来指导学生“学的法子”呢？

在研究给学生“减负”时，曾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考现成的“死”知识比较容易，学生负担不太重，而考能力方面的东西，很多同学的成绩会较差。其实殊不知，越是这样，学生死记硬背和机械训练的负担越重，而能力却越来越差。造成恶性循环。而对于那些确实发展滞后的学生（即所谓“差生、后进生”），如果不是用非标准化的个性化考试方法来衡量，而是用一把绝对的尺子来考核，不论你怎样考，他们只能是“滞后”的。有经验的老师都会清楚这样的事实。

三、改革“加分”条件

在我国的中考、高考升学中，常常会有“加分”的政策。如果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给少数民族、港澳台胞子弟等类似因素加分，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给各种获奖加分则往往成了有负面效应的误导，如三好学生、竞赛获奖、运动会获奖、艺术考级、英语考级等等。这些加分政策导致那些评奖异化为升学的入场“附加券”而失去了本身原有的性质。

窃以为，国外有些做法的确值得借鉴 在有些国家，压根儿就没这些证书和加分政策，但他们在录取学生时有一个考试以外的因素是必须要看的，那就是曾经有多少天的社会实践活动记录（如社区服务、做义工的记录），也有的国家看重学生曾经有过怎样的小发明、小创造的记录。这些记录不会导致加分，但会导致优先录取和对学生的综合评价。其实，这些对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倒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而这，在中国恰恰是被忽视的。在应试教育、分数第一的中国教育里，在所谓公平的高考指挥棒下，一切由“分数”说话，“思想品德”表现的考核降低倒是否进过派出所受过某种处罚。

此外，国外在高一级学校录取新生过程中，教师的推荐信也很重要，高一级学校会认真阅读这些推荐信，帮助他们全面衡量学生的基本素质。中国的朋友也需要说，那推荐信上不是尽说“好听的”吗？笔者与外国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时，他们笑了：“老师们不会拿自己的信誉度开玩笑的”——哦，诚信，在国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给一个学生做了不符合实际的推荐，那位老师的信誉以后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情。

有一位徐贲先生现在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任教，他介绍美国大学的招生标准，一般包括三个方面：

一、高中各科平均分数（GPA），

二、课外活动（体育、音乐、社团和社群活动），

三、全国统一的学业水准测试（SAT，中译为“赛达”）。

当然，还有教师的推荐信、报考短文等等。这些一般标准中特别注重哪几样，由各校自行决定。录取标准由各大学自定，破格自然也就是破具体大学之“格”了。美国大学各种各样，每个大学有自己的“宗旨”（Mission），也就是办学原则。办学原则对学校为哪些学生破什么“格”有决定性的作用。一般来说，破格是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把招生当作维护社会正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徐贲先生说“我任教的加州圣玛利学院有一个‘有潜力学生计划’（HighPotentialProgram），破格招收一些家庭贫困、自己努力，但尚不能达到学校一般标准的学生。招进来以后，学校会定期评估他们的学习情况，予以特别辅导，尽量帮助他们毕业。”（引自《南方周末》）

这些，是否对我们改革高考制度、方法以及录取方法、原则多少有一些启迪？

考试改革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考试改革与课程标准、教材改革又紧密相连。而这些改革首先源于观念的转变。但无论如何，改革考试尤其是高考，它将直接有效地引导中小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改革，许多长期克服不了的弊端将迎刃而解。

暂且说到这里。抛砖引玉，欢迎朋友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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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必须解开素质教育推而不进的“死结” （中国教育报/教育部网站已发表）

爱因斯坦论教育

教育，有太多的缺位

黄全愈谈中国和美国的“高考”

点击视频 - 央视解析学生减负：考试制度成应试教育指挥棒（2009.3.12）

● 教育，有太多的缺位（附相关视频）

yingxuejun — Wed, 25 February 2009 20:30:49 +0800

我们的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师范教育的学者们、教育行政决策部门，是否应当有更多地深入实际多多开展全方位的调研？教育方面需要研究、改革、改进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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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太多的缺位

如今，国家正在为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而广泛征求意见，高中文理是否分科也在民间和学界广泛争论着，决策的民主意识正在逐步得到强化，这当然是好事。笔者也曾参加此项活动，《必须解开素质教育推而不进的“死结”》一文也于年初发表于《中国教育报》。

但细细想来，中国教育问题还是很多很多啊，有时真的不能不使人焦虑。除了教育与就业，除了各级考试方法与制度的改革，除了素质教育推而不进等顽症，仅就教育内部的一些“缺位”来说，也是长期得不到重视而未有解决和克服的迹象。

面对当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困窘局面，再看看北京新东方学校徐小平先生的演讲视频（文末有视频），我们就会感悟到“生涯咨询”在高中和大学是多么重要的一课。可是，在高中和大学里有吗？大学里有就业指导，很多班主任、辅导老师也会尽力这方面的事情——然而，一般的“就业指导”和“生涯咨询”的内涵毕竟还是有诸多区别的呀。

高校本应称之为“思想道德教育”的课程，至今还叫做“思想政治教育”，似乎还是走在“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路上；开的课程还是毛概、邓论、中国近现代史，最近改革了，增加加了有关法律教育的教材。四合一组成“思想政治教育”课，而只有四分之一是比较实在的与道德、人生相关的法律课程。关乎做人的道德教育仍是几乎缺位的；而面对大学生同居这一现实，性道德、性伦理、性健康的教育是急需的，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是基本缺位的。结果，一位有责任感的大学女生为了同学、姐妹们的未来和健康（包括预防艾滋病），自己编写“性教材”，在学生中广为传读。

在大中小学，现在有了生理卫生课，但是教学情况如何呢？要不就是“越位”（如某些大学在大范围的学生集会上演示安全套的用法），要么就是不到位。当然更多的中小学对这一课是不怎么认真去教学的，有的学校课表上有这门课，但一般都用来上语文、数学等所谓主要学科了；有的，一学期象征性地上一两次课；一学期下来学生的课本是崭新的，因为那和“应试”没什么关系。可是，它和学生的人生关系密切而重要啊！教育，除了“应试”、“功利”，还能不能“图”点儿别的更属于教育本身要义的东西？！

中学和大学，对女生和男生的教育是没有多少区别的（除了生理卫生）。然而，自古以来，男女有别啊。女生在未来要担负很多和男生不同的责任，要做很多和男生不同的事情。“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是指男性和女性在社会政治地位方面；然而在生活上，就绝大多数而言，男女怎么可能一样？

在我们的师范教育中（或称“教师教育”），有多少章节是讲“课堂教学组织法”和“课堂教学组织技巧”的呢？今年的教材如何待调查；至少几年前的师范院校教学法教科书中是没有或很少有这方面内容的，即使有，也是理论居多，具体操作指导罕见。师范学校实习生来到学校以后对课堂组织的方法、技巧几乎一无所知，在教学实践中完全靠老教师用原始的方法手把手地口耳相传，要么就是靠这些教师在实践中“自悟”或“剽学”。然而，课堂教学组织的方法和技巧，这恰恰是有别于其它职业的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技能啊！在中国这样一个由于人口众多而无法推行小班额教学的国度里，这一技能对教师来说就显得尤为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成败。作为教师，如果一辈子从事教学工作，他生命的约三分之一是在课堂上度过的呀！一个不会或不善于组织教学的老师，不仅无法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而且他一辈子工作的精神状态将始终处在不断受挫、焦虑、烦躁之中而痛苦不堪！当过教师的一定有这方面的体会。

如何对待特殊儿童？如何对待每个班级中都会出现的那么几个令老师“头疼”的特殊学生？这些学生中大多数道德品质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这些学生为何会这样？生理的、心理的、家庭的、社会的原因何在？作为教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他们？这在师范教育中也是基本缺失的。尤其是对那些似乎表现“特殊”的中小学生，对造成他们如此状况的生理原因的研究性教学内容几乎是空白，即使对研究探索已经有所进展的“感统觉理论”，很多老师和师范学校的学生还是一无所知。对那些特殊学生不是嫌弃就是使他们“在骂声中成长”……于是出现恶性循环，那些本来先天有缺陷、后天发展滞后的学生，在年复一年的被骂被批中，性格更加扭曲，直到难以矫正，后患无穷！

教师不仅是教育工作者，还是一种准“公共关系人物”，处于教育“公关”的中心位置——一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总是面对全班几十位、上百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位、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的家长以及学生的其他长辈。师范学校是否应该开设《家长心理学》和《教师公共关系学》？是否应该以微格教学的方式更多地让学生、让参加继续教育的老师去学习、实践？是否应该让师范学校的学生早早地为此做好准备？我们常常看到新教师无法处理好自己与家长的关系，他们面对那些年龄、地位往往比自己高很多的家长们，往往束手无策，要么以孩子老师自居而对家长缺乏尊重，要么面对那些不懂得尊重老师的家长而气愤、无奈、无计可施……教育必须的沟通没有了，家庭与学校在教育方面应有的配合也随之消失了……

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周期性长，即使从今日开始开展某方面的革新，而要真正见到成效，往往是几年乃至更长时间以后……我们的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师范教育的学者们、教育行政决策部门，是否应当有更多地深入实际多多开展全方位的调研？教育方面需要研究、改革、改进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附：北京新东方学校徐小平先生演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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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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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于丹解读子贡问政说开去

yingxuejun — Wed, 04 February 2009 07:38:58 +0800

看来，如果于丹不好好正视自己，正视民众，正视学术，一味沉醉在一部分人盲目的追捧中，沉醉在名利之中和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优越感中，以后外出参加活动恐怕还是要多带点头戴钢盔的保安或公安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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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丹解读子贡问政说开去

《论语·颜渊》第十二之第七：“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的解释是: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且不说于丹教授将“民无信不立”之“信”解释为“认可、信仰”有点不着调，单就她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此话听来总觉得让人有点不寒而栗：于丹教授何以对待百姓生命如此不看重？连胡锦涛总书记都要求为政应“以人为本”，而于丹却把百姓对于国家的信仰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这似乎有点太可怕也太离谱了。如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事关变节大事倒还可以这么一说，可于丹是就一般而言的呀。

但稍稍转转脑筋便又觉得此话似乎耳熟，细细一想，原来历史上有人说过类似的话，近浏览网页曾见，袁世凯当年发布《尊孔令》时就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参见网页资料）

无疑，于丹此种解释是非常有利于当今国家、政权之稳定，非常有利于增强所谓民族“凝聚力”的。但《<论语>心得》也罢，解读《论语》也罢，在中国最大的电视媒体上面对数亿受众总不能因为某种主观目的而随心所欲地诠释经典吧？而于丹为了突出“信仰”之于国家“凝聚力”的重要，竟也首肯孔老夫子的首先“去食”，并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听了着实让人心寒——是啊，三年大饥荒数千万人因“没有粮食”而死，在于丹看来也无足惜了，因为那时百姓对于“国家”是非常非常“信仰”的，也没有如当今这样人们可以在网络上议论“朝政”的事情，可谓“八亿人民一个脑袋”……可是怎么不想想，百姓都饿死了，对国家还有何“信仰”可言？实乃无稽之谈。此时于丹大概忘记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了吧？

以笔者愚见：去兵可，去信可，唯独不可去食；因为世上万物人为本，国家是因为有了人才产生的，百姓都饿死了还有什么国家、军队？还有什么对政府的“认可”？只有政府努力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富民强，这才是最大的“取信于民”，这才是最大的爱国，自然也不愁军队的事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于丹教授为何要如此勉强地“圆”孔老夫子这本来就没什么逻辑的废话呢？(就此段而言）就是要强调百姓宁可饿死也要“信仰”国家、政府？

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来看，于丹已经把精神层面的“信仰”置于物质之上了，似乎“信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高于人的生存权。可即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也已经陷入唯心主义。从这一点来说，真的要消消于丹之“毒”了。如此解读经典教化民众，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何在？难怪央视“一鸣论道”也对于丹如此解读“子贡问政”发出的质疑而有所评述了。

再次审视于丹“《论语》心得”之所以赢得很多受众的欢迎，其原因大致应该是如下几点：

一、《论语》中的很多经典词句确实已深深植根于汉语言中，植根于许许多多中国百姓的思想之中；但国人之大多数源于各个行业，各自术有专攻，也不排除一些人原本文化不高，一般而言，对《论语》原著知之不多；而于丹之说恰能引起观众对如雷贯耳却又知之甚少之《论语》的兴趣与关注，而对其诠释和“心得”一时尚难辩优劣真伪，因为毕竟不能说于丹都说错了。

二、于丹是口才不错的老师，善于旁征博引，善于讲故事，这是一个好的文科教师讲好课的诀窍之一。细细推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听众观众往往对于丹所说“故事”的兴趣、印象大于对于丹所说之《论语》或孔孟之道言论本身的兴趣、印象（如于丹讲“心灵之道”，几乎整个儿在讲故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于丹所说之故事，就故事本身的寓意而言，其折射出的哲理大多也是不错的，而另一方面，这些故事与《论语》的联系有很多又确牵强附会，有很多毕竟并不能或基本不能用于佐证《论语》，但这一点常常被观众、听众忽略了，误以为那就是《论语》的意思。

三、在社会改革、转型期，原有的信仰、秩序、价值观打破了，新的信念、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人在飞速运转的时代列车上有些头晕目眩，精神之家园有所失落。此时，“心灵鸡汤”的出现，如海上漂泊者突见若隐若现之海岸线，这是可以给人以慰籍的——不管它是不是《论语》。——中国人有许多信奉了基督教（甚至还有70后、80后的青年）就是一个例证。

笔者突然想到，于丹的《论语》心得如果换一个名称可能更好，因为于丹所讲真的不是原汁原味的《论语》本身，而是“人生哲学”心得——当然，谈“人生哲学”时，联系孔夫子那些确实经得起时间、空间和实践检验的哲言还是不错的。

实话实说，除去《论语》，于丹的这个讲座听听也还可以，只是不能出现如“子贡问政”其它糟粕、谬误。我们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在弘扬中华文化之时还是不要忘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不要忘了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而“去其糟粕”并不是把“糟粕”打扮成“精华”或避开糟粕不谈，而是引导媒体受众和国人明辨糟粕与精华，自觉弘扬精华而摒弃糟粕——只有能够明辨，才能做到不盲从，才能自觉弘扬应该弘扬的东西。这应当是知识分子、学者专家的良知和责任所在。

一位网名叫做“power.1980”的所说颇有意思：

我认真地听了于丹老师的讲座，感慨颇多，十分想和于丹老师探讨一些东西，如果于丹老师能看到，请回复我，谢谢。我的邮箱:power.1980@yahoo.com.cn

我是做技术的,《论语》里的东西，个人认为，除了关于道德和做人准则方面的我是赞成的，也本着良心做个好人，而其他方面全是糟粕，我十分反感。例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努力工作,多挣些银子养家，有什么不好吗？难道这样就成了“小人”吗？环视我的四周，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请不要和我说四大发明！请告诉我，那些故纸堆里面，有一点点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宪制的影子吗？数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演绎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同猴子有什么区别？又有哪个所谓的圣人将中国社会引向了真正理性的发展方向？于丹老师是学历史的，请问中国400多个皇帝，又有几个所谓的“明君”？……

还有就是到现在还把赢政、曹操这种屠城无数的人说成英雄，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中国再出现这样的所谓“英雄”我们该怎么办？！

人人都希望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而于丹教授认为，“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与内心相连”。那么，中国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又作何解释？论语也许可以教出个把“君子”，但绝对教育不出“君子社会”，中国的历史就证明了这点！因为人的本性才是最强大的力量。个人认为，论语中消极的东西多，积极的东西少，与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相距甚深远，看看可以，不学也罢。【博主补充：孔子是希望百姓“安贫乐道”而不要“犯上作乱”的。】（来源：雅虎论坛）

看来，如果于丹不好好正视自己，正视民众，正视学术，一味沉醉在一部分人盲目的追捧中，沉醉在名利之中和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优越感中，以后外出参加活动恐怕还是要多带点头戴钢盔的保安或公安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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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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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学俊：爱民才是真正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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